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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多起科研诚信事件引起了公众的广泛关注。学术不端问题并非新鲜事，却屡屡令人感到意外，其根源究竟何在？

多位科技管理专家和科研诚信问题研究者在接受《中国青年报》记者采访时指出，国家在科技监督方面“不缺少顶层设计”，然而难点往往在于“执行”。针对数据、图表造假等恶意学术不端行为，受访者们认为，关键在于构建一个让学术圈“不能假、不敢假、不想假”的良好生态。

技术赋能，强化对规则的“敬畏”

中国在科技监督方面已建立起较为完善的制度体系。2018年印发的《关于进一步加强科研诚信建设的若干意见》明确了科研诚信管理机制和责任主体，要求各单位建立健全科研诚信管理制度。该文件还提出，学术委员会应组织对本单位科研成果进行持续核查，并要求项目负责人、导师等对科研成果的真实性进行审核。

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评价中心科研诚信研究组负责人郑雯雯，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研究员、科研诚信研究中心副主任袁军鹏，以及某高校科技创新管理与科技政策专家李力均认为，我国的科技监督理念与国际接轨，国家政策对科研诚信建设提供了坚实的制度支撑。2022年，科技部等22部门联合印发的《科研失信行为调查处理规则》明确了八大类科研失信行为，并对调查处理职责进行了规定。此外，《科学技术活动违规行为调查处理规定》也对各类主体的违规行为及处理措施作出了界定。

然而，东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仲伟俊及多位受访者指出，尽管制度健全，但仍有部分人对规则缺乏“敬畏”。科研活动涉及立项、研究、成果形成、投稿发表、结题等多个环节，如何将科研诚信规则落到实处依然面临挑战。项目负责人、学术委员会、期刊编辑和审稿人在核查科研成果的真实性方面，都面临实际困难。袁军鹏解释说，审稿人通常默认作者数据的真实性，由于同行评议是无偿的业余劳动，且论文投稿量激增，审稿人往往没有时间和精力逐一核验原始数据。

“民间打假”在袁军鹏看来，是学术监督体系的有效补充和预警机制，有助于净化学术生态，但也需警惕其严谨性和专业性问题，避免演变为情绪化的“网络审判”。郑雯雯建议，在完善制度的同时，应重视技术赋能，例如研发推广论文诚信筛查工具。袁军鹏则提出，学术出版行业应加强编辑部技术核查能力建设，利用AI审查数据一致性、图片重复、文本剽窃等问题，努力实现让科研人员“不能假”。

联合严惩，明确对惩罚的“预期”

李力、仲伟俊、袁军鹏认为，让科研人员“不敢假”和“不想假”同样重要。他们指出，处罚结果的“预期”不足是导致一些人铤而走险的重要原因。袁军鹏分析，《科研失信行为调查处理规则》设定了处罚的“底线”，但对于产生重大不良影响的科研失信行为，应在“底线”基础上予以严惩。仲伟俊特别强调，与人民生命健康密切相关的科研失信行为，惩戒力度尤为重要。

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办公厅发布的《加强医学科研诚信专项治理的工作方案》提出，将加大科研失信行为惩处力度，力争初步建立“不敢失信”的长效机制。该方案明确，对于购买论文、伪造数据等行为，将实施10年内禁止承担财政性资金支持科技活动，情节严重者将终身禁止。记者注意到，《关于进一步加强科研诚信建设的若干意见》也提出要推动立法、司法部门出台相应的刑事制裁措施。袁军鹏表示，在其他国家已有科研人员因学术不端行为入狱的案例。

郑雯雯认为，应在全国范围内加强制度建设和宣传教育，使社会各界对各类学术不端行为的处罚尺度形成统一预期。李力强调深入实施“联合惩戒”措施，对学术不端“零容忍”，需斩断与其学术地位相关联的“隐性福利”。2018年印发的《关于对科研领域相关失信责任主体实施联合惩戒的合作备忘录》列举了43条联合惩戒措施，涉及院士提名、公务员招录、股权激励、银行信贷等多个方面。

《加强医学科研诚信专项治理的工作方案》也要求落实《备忘录》要求，对科研失信行为主体进行联合惩戒，包括取消职务、职称、专家称号，取消学会、协会等学术团体委员资格等，形成“一处失信、处处受限”的局面。

激励“过犹不及”，深化对评价的“反思”

多位受访者指出，科技监督存在局限性。仲伟俊坦言，对于“造假水平很高”的恶意学术不端行为，短期内可能难以发现。袁军鹏和李力也表示，任何监督环节都无法也“不该”对所有科研人员进行“有罪推论”，否则是对诚信科研人员的不尊重，也是对监督资源的浪费。

因此，解决学术不端问题需要从根源上树立诚信自觉，让科技工作者“不想假”。而建设风清气正的学术生态，与评价“指挥棒”密切相关。仲伟俊和李力认为，由于论文等科研成果与头衔、待遇、资源等高度捆绑，学术不端行为可能带来的巨大利益成为误导科技工作者的“诱饵”。

《关于进一步加强科研诚信建设的若干意见》提出，要推进项目评审、人才评价、机构评估改革，建立以科技创新质量、贡献、绩效为导向的分类评价制度，将科研诚信状况作为评价的重要指标。同时，提倡严谨治学，反对急功近利，推行代表作评价制度，不将论文、专利、头衔等作为限制性条件，并建立重大科学研究长周期考核机制。

仲伟俊直言，避免急功近利，还需“养得住‘闲人’”。他呼吁对科研人员的管理要适度“宽松”，激励要限于“体面”，让科研真正成为爱科学者的“生活方式”，而非投机者的“谋利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