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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务院近日发布了《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下称《规划》），该规划与《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2035年)》（下称《纲要》）相互衔接，旨在为“十五五”期间的教育改革与发展设定目标和任务。多位专家就此规划进行了深入解读。

战略接力，蓝图一以贯之

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教育统计分析研究所所长马晓强指出，《规划》的发布，连同《纲要》及《加快建设教育强国三年行动计划(2025—2027年)》（下称《三年行动计划》），共同构建了一个完整的政策体系。他将此比作一场接力赛：《纲要》确立了目标和方向，而《三年行动计划》是启动阶段，《规划》则肩负着积蓄力量、影响全程表现的关键“途中跑”任务。基于这一承前启后的定位，《规划》的重点在于夯实基础并全面发力，为后续发展奠定有利条件。

这种接力在具体领域的体现尤为显著。马晓强以“立德树人”为例，说明《纲要》提出了“新时代立德树人工程”，《三年行动计划》部署了初期基础工作，而《规划》则将这些工作具体化、工程化。从“为何做”到“近期做什么”再到“如何做”，三份文件层层递进，紧密相连，展现了循序渐进、稳步推进的战略思路。

中国教科院学术委员会执行副主任邓友超强调，当前接受教育的学生将在2035年成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中坚力量，因此，当下的立德树人工作，实则是着眼于未来发展而进行的规划。

高质量发展的四大维度

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原部长朱旭东认为，《规划》对高质量教育发展进行了系统规划，涵盖了四个关键维度：一是基础教育的提质扩优，二是高等教育的创新能力培养，三是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的构建，四是全球教育领域的引领。这四个方面共同回应了民众“从有学上到上好学”的期望。

• 基础教育扩优提质：朱旭东解释说，通过推进学前教育的优质普惠、义务教育的优质均衡以及高中阶段教育的多样化发展，旨在让更多儿童获得更高质量、更公平的基础教育，缩小地区、城乡和校际间的差距，实现“家门口的好学校”。

• 高等教育创新能力培养：清华大学教育学院教授李立国分析，《规划》引导高校将发展重心从学科本身转向服务国家战略。未来五年，“双一流”高校的本科招生规模预计将增加超过10万人，同时，新型研究型大学的建设将得到支持。从南方科技大学到西湖大学再到福耀科技大学，一批新型研究型大学正在探索多样化的人才培养新模式。

• 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构：该《规划》促进了现代职业教育体系与人工智能、数字化等新质生产力的深度融合，并与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紧密对接。一个适应新型工业化发展的教育体系正在加速形成。

• 全球教育赛道引领：朱旭东认为，中国教育正从“追赶”模式转向“引领”模式。在人工智能与教育融合领域，中国已处于世界前列，并持续扩大对发展中国家的教育合作优势。未来的重点将是形成可推广的中国经验。

此外，《规划》还特别强调了教师队伍建设，朱旭东将其归纳为“三重获得感”：即专业上的获得感（通过学历提升和培训体系完善）、职业上的获得感（通过落实社会保障和营造尊师重教氛围），以及个人发展上的获得感（关注教师身心健康和幸福感）。他认为，这三者协同作用，才能真正提升教师的职业幸福感。

从“应对”到“引领”：在变革中开创新局

《规划》首次在教育五年规划中设立专章来部署规划布局，这反映了人口、产业和科技三大变量的深刻变化。

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刘厚莲指出，基础教育各学段正呈现“波浪式达峰”的特点。加之城镇化进程中人口加速从乡村向县城、大城市及省会城市流动，教育资源配置面临复杂挑战——一方面是农村学生数量锐减，另一方面是省会城市、大城市出现“超级小学”和班额过大的问题。

邓友超认为，如果沿用过去惯性的资源配置方式，将导致资源过剩与不足并存。《规划》要求各地准确研判人口流动趋势，科学规划学校布局，这一部署恰逢其时。

在高等教育领域，清华大学、浙江大学、上海交通大学等高校已开始探索设立技术转移办公室和聘任技术经理人，以促进科研成果向实际产品的转化。正如李立国所言，当科研成果真正符合市场需求时，市场机制自然会驱动资本的介入。中国在论文和专利数量上已不逊于美国，但在风险投资方面仍有差距，这正是《规划》首次提出“政产学研用金”六要素联动机制的深层意义所在。

中国教科院数字教育研究所所长曹培杰注意到，《规划》明确提出“推进教育数智化变革”，标志着教育正式迈入数字化与智能化融合发展的新阶段。《规划》多次聚焦人工智能这一关键变量。人工智能被视为战略急需的重中之重，是新质生产力的核心要素，也是大国竞争的前沿。因此，无论是调整学科专业设置，还是升级教学模式，都是为了应对人工智能给教育带来的机遇与挑战。

每一项规划部署的背后，都寄托着亿万家庭的期望。李立国表示，这份“施工图”不仅描绘了教育自身的发展蓝图，更是强国建设和民族复兴的人才基石和未来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