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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研究作为整个科学体系的基石，是解决所有技术难题的根本。

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发展，全球科技竞争日益集中于基础前沿领域，原创性、颠覆性创新的重要性愈发凸显。面对这一机遇与挑战，优化科研布局、增加投入保障、革新体制机制，以提升我国基础研究水平，关乎国家强盛与民族复兴的根基。

本期“教育大计大家谈”栏目，特邀相关专家学者，共同探讨如何通过加大力度、采取更有效举措，加强基础研究，从而提升我国的原始创新能力。

对话嘉宾： 陈晔光（中国科学院院士、南昌大学校长） 李晓强（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副院长、副研究员） 刘铁岩（北京中关村学院院长、中关村人工智能研究院理事长） 张嘉漪（复旦大学基础研究发展中心主任、脑科学与脑功能全国重点实验室主任） 阳铭（兰州大学化学与化工学院、天然产物化学全国重点实验室教授）

中国经济正从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对源头创新提出前所未有的迫切需求

记者：当前加强基础研究的紧迫感体现在哪些方面？

陈晔光：中国经济正经历从高速增长向高质量发展的转型，技术创新与产业创新的深度融合，对源头创新提出了前所未有的紧迫要求。一方面，对事物根本原理的深刻理解是产生颠覆性应用成果的前提；另一方面，基础研究的原始创新过程本身就能催生新技术、开辟新路径，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加强基础研究是化解“卡脖子”风险、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战略选择。

李晓强：应用层面的复杂问题最终会将我们引向基础研究的源头。当前面临的许多瓶颈，表面上看是材料、设备、工艺或软件受制于人，但深层次原因在于基础科学原理和底层规律尚未取得实质性突破。缺乏坚实的基础研究支撑，原创性进展便无从谈起，只能在已验证的领域进行低水平的重复。

刘铁岩：基础研究已成为当前竞争的底层能力。过去，我们可以沿着既有技术路线追赶，通过工程优化、产业组织和应用创新实现快速发展。然而，当前全球科技竞争已前移至基础原理、技术范式、系统架构和关键工具层面。同时，人工智能技术的飞速发展正在重塑科学发现和产业组织方式。因此，今天谈论基础研究，已超越了以往对论文、学科和实验室的认知，而是要通过原始创新催生新质生产力，掌握未来的主动权和话语权。

把世界科技前沿同国家重大战略需求结合起来，兼顾目标导向和自由探索

记者：基础研究需要“两条腿走路”，即目标导向与自由探索，如何更好地平衡两者？

张嘉漪：目标导向与自由探索，虽然路径不同，但目标一致，都是为了服务于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目标导向能够提升基础研究服务国家需求的组织效能，其重点在于围绕生物安全、人工智能、先进材料等关键领域，深入探究背后的科学规律、核心机制和共性问题，而非简单地转化为工程攻关或产品开发。自由探索则是原创性突破的重要源泉，许多重大成果的萌芽阶段并无明确的应用目标，而是源于对基本规律的长期追问。基础研究的魅力恰在于其不确定性，今日看似“无用”的认知突破，可能正是明日产业变革的种子。

阳铭：目标导向与自由探索是互补共生的关系，并非对立。自由探索虽然短期内难以产生实际应用成果，却为未来的技术突破奠定了科学基础。目标导向研究聚焦现实需求，同时也能提炼出新的基础科学问题，反哺自由探索。这启示我们，应将世界科技前沿与国家重大战略需求相结合。

陈晔光：实现目标导向与自由探索的平衡，关键在于尊重不同研究的内在特性。自由探索需要长期稳定的支持和宽松、不设功利目标的科研环境；而目标导向研究则需明确目标并配置相应的资源。如此，才能促进“两条腿”协调发展，持续激发原始创新活力。

记者：新型研发机构在基础研究领域如何发挥作用，并打通成果转化链条？

刘铁岩：新型研发机构的优势在于对产业需求的敏感度，以及更灵活的机制和更开放的协同模式。以中关村人工智能研究院为例，其“新”体现在三个方面：构建“产学研创投”一体化平台；与北京中关村学院实行“一体两院、融合发展”，形成有组织的科研梯队；以项目制为核心，打造兼具产业洞察力和工程实践能力的团队。为打通基础研究到成果转化的链条，关键在于明确“谁来提出问题”和“谁来验证成果”。我们的答案是：问题源于产业，方案回归产业。具体措施包括：一是让科研选题直接对接产业需求，组织师生深入企业一线调研，从真实场景中提炼科学问题，牵引基础研究课题；二是建立院企联合产业园区，引导企业进行前瞻性布局，共同定义问题并协同攻关；三是畅通科研转化通道，通过“前店后厂”模式，为师生搭建研究者与创业者流动的桥梁。

构建多元化投入格局，使资源更合理、精准地流向有潜力的创新者

记者：科研经费是基础研究的物质基础，我国基础研究经费占研发投入比重尚有限，如何优化其分配？

李晓强：至2025年，我国基础研究经费预计达到2778亿元，占全社会研发经费比重将超过7%。尽管如此，与全球领先的创新强国相比仍有差距。这要求我们一方面继续加大投入，缩小差距；另一方面深化改革，优化经费分配结构，确保有限的资金用在“刀刃”上。基础研究的突破需要长期坚持，因此经费支持也需保持连续性。特别是国家战略需求导向的基础研究，应采取定向委托和稳定支持方式，为科研团队提供长期保障。对于成熟的科研团队、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及公共平台，应提高稳定经费比例，并建立跨周期的滚动资助机制。

阳铭：自由探索类基础研究的产出具有不确定性，目前主要依赖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等渠道支持。经费分配中，资源向优势团队集中具有合理性，但也需关注青年科研人员在起步阶段面临的困难。他们思路活跃，敢于挑战难题，但因资源获取能力不足，难以充分发挥才华。因此，在激励顶尖突破的同时，也要保障广泛参与，评审时应更侧重申请人的创新潜力和问题本身的科学价值，使资源更合理、精准地流向有潜力的创新者。

记者：当前投入方式存在哪些难点，如何构建多元化投入格局？

陈晔光：2025年我国基础研究经费中，中央财政投入约1000亿元，其余来自地方财政及其他主体。目前经费来源仍主要依赖政府财政，企业对高风险、长周期的基础研究投入意愿不强，短期内难以成为主要力量。

张嘉漪：针对产业界“卡脖子”技术背后的基础研究，可推行企业或产业联盟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等机构联合资助的模式。由企业和高校共同凝练问题、投入资源，由科学家领衔攻关。这种模式既能确保科研选题紧贴产业真实需求，也能为基础研究开辟稳定的资金渠道。复旦大学已构建“复旦科创母基金+科创投资基金+社会专项资金”的协同投入体系，并深化与头部企业的战略合作，成立了119家校企联合实验室，推动创新链与产业链深度融合。

刘铁岩：多元投入的关键在于政策制定者提供方向指引，企业贡献问题与场景，科研机构输出原创能力，社会资本提供灵活的后续支持。对于源头性、“无人区”方向，应保持耐心，加大对非共识方向、青年人才和关键基础平台的支持。对产业牵引型基础研究，应鼓励企业更早参与“出题、共研、验证、转化”，政府通过联合基金、场景开放降低协同成本，社会资本则负责中试放大和早期转化。

建立科学的“宽容失败”与退出机制，为自由探索留出空间

记者：科技评价改革已取得积极进展，当前基础研究评价体系存在哪些难点，需要如何改进？

陈晔光：基础研究周期长、不确定性高，用量化指标简单衡量存在困难。一个原创性研究方向可能需要五六年甚至更久才能显现成效，若早期无显性产出即停止支持，可能扼杀重大发现。评价改革的关键在于回归专业判断，实行真正的“小同行”评议，重点考察研究工作的原创性、科学意义和长远潜力。论文发表是重要的学术交流方式，有助于同行了解和检验成果，但不应“唯高影响因子”。

李晓强：在完善评价周期和指标的同时，评价维度也需更加全面。基础研究过程中的新方法论、工具开发、技术路线积累等具有长期价值，不应重结果而轻过程。应完善制度化认可途径，将研究过程中的隐性产出纳入正式成果体系，建立过程贡献与风险价值识别机制。同时，建立“探索风险档案”，记录并认可科学合理的试错和高风险探索过程。

张嘉漪：当一个项目未达到预期目标时，难以区分是研究人员不作为，还是研究路径本身就是死胡同。事实上，证明一条路径是死胡同同样具有极高的科学价值，但在评价层面难以界定。因此，建立科学的“宽容失败”与退出机制至关重要。

记者：部分科研人员，特别是青年科研人员面临考核周期短的压力，如何为青年基础研究人才成长提供更优环境？

阳铭：绝大多数投身科研的青年人都怀有积极进取的精神，并不畏惧学术检验。青年学者入职后，应首先获得开展正常科研工作所需的必要条件——经费、招生名额、实验室空间等。考核要求也应与其获得的配套支持水平相适应。基础研究成果产出周期虽长，但在相应周期内取得阶段性进展是可行的。这类进展不一定以论文为唯一形式，可用人单位可根据学科特点和研究难度，进行基于实质性贡献的专业评判。

刘铁岩：搭建更灵活的机制和更包容的评价体系，为有潜力的青年人才提供安心深耕的科研沃土，是我们持续努力的方向。一是建立符合基础研究规律的评价体系。真正原创性的探索早期常表现为非共识的问题或方法，未必能立即转化为论文和项目。因此，在研究周期内，我们建立持续激励机制，关注阶段性评价，让青年在探索中获得正向反馈。二是提供长周期、稳定的资源支持。为青年基础研究人才提供岗位保障、团队资源、仪器平台、交叉合作和阶段性经费，让他们在重大任务、交叉团队和真实问题中锻炼，有机会挑大梁。三是培养更多能够定义问题的领军型人才。我们允许青年人才自主立项，鼓励他们自主发现真实问题、组建团队、管理经费、对接产业。当青年人才主动牵引研究路径时，这种主动性能让他们在面对不确定性时更具定力。